守护数字时代的中国记忆

  档案作为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忠实记录,是建构集体记忆不可替代的要素。在6月9日“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当前档案工作在数字信息技术环境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再次引起学界关注。 
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保存的电子档案总计达到2.186万TB;2013年,这一数字增长了22.4%,攀升至2.6759万TB。6月6日,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许士平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面向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创新”国际会议上披露了这组数据。
面对电子文件的爆炸式增长,基于纸质档案建立的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是档案工作者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建立国家档案资源新观念
“长春记忆: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像”、“湖北民居系列:荆山民居乡土瑰宝”……这些影像资料并不出自任何一个官方档案馆,而是民间网络论坛“中国记忆论坛”用户自发上传的照片。像“中国记忆论坛”这样,为社会变迁“建档”的“民间记忆”已经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
  我国传统的档案资源体系是以档案馆(室)为主体建立的“官方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档案资源建设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拓展态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机制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安小米表示,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家档案资源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具有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或历史意义的一切档案的总和,强调一切档案归国家所有;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国家档案资源转变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总和,强调社会成员有保护国家档案的义务和享用国家档案资源的权利。而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她主张建立国家档案资源新观念,“国家档案资源是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社会资源和公共资产,它有利于维护国家记忆完整,使全社会整体受益”。
  “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是数字时代维护整体社会记忆的重要基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谭必勇从社会记忆视野探讨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多元化路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存在政府公共模式、企业市场模式和非营利性组织公益模式三种路径。政府主导型的公共投入模式可以很快收到成效,却很难解决不同类型数字档案资源开发问题。“组织记忆、社群记忆、家庭记忆等在数字时代同样需要很好地加以保存。”
推动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
如何对数字档案资源进行整合,为用户提供多样化、深层次的增值信息资源服务,成为学界十分关注的议题。
在安小米看来,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是21世纪社会转型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家信息化治理能力、数据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共服务协同创新能力和社会治理信息安全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石。她建议将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嵌入“十三五”电子政务规划、智慧城市大数据应用、信息惠民工程建设等涉及国家数据资源可持续管理与连续性再用的国家战略中。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吴建华认为,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机制需要“顶层设计”。目前,全国各省市档案数字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等数字化服务整合实践也已开展,这为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机制建设提供了可行性。
  让档案公共服务惠及大众
  “在公共信息的利用中不应有任何孤岛和障碍,任何有权利用的个人都应该能够方便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城市档案馆政府文件政策与标准高级主管伊丽莎白·克赖特介绍了斯德哥尔摩开放数据与数字档案战略。她认为,档案馆应向开放数据和保障数字文件可信的新角色转变。
  “档案文件以用户、市民为中心”,与国际上档案工作发展的这一潮流相吻合,近年来我国档案工作服务大众的功能不断彰显。上海已建成覆盖全市的民生档案远程查询服务系统,只要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就近的档案馆或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就可以查到本人的婚姻登记、计划生育、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和知青子女回沪等档案信息,并可当场获得档案部门出具的档案证明。事实上,上海的案例并不是个案。全国很多档案馆已经提供了网上档案检索或利用服务,使档案利用者足不出户即可查阅档案。
  档案已不再神秘、不再深藏“高阁”,它越来越走近公众,参与公众服务。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建立健全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正如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冯惠玲所言,“这是现代社会对档案工作提出的要求,它既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对于提升档案工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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